“有用”與“沒用”作文

清明回鄉下祭祖，行進路上聽見一個小朋友問他媽媽：“媽，掃墓有什麼用？”“沒什麼用。”“那我們爲什麼要去？”“讓你去你就跟着，別問那麼多廢話！”母親不耐煩地呵斥。這對話聽得我心驚：一個只有三五歲的孩童，卻已經學會把“是否有用”作爲自己行爲的準則了。

縱觀周圍，秉持這種行爲的人並非只有那雙母子，而是大多數國人。首先，這與傳統文化追求的實用品格有關。傳統文化追求實用，對純粹的精神事業並不提倡。在此影響下，難免會出現“掃墓有什麼用”的念頭。其次，在物質文明迅速發展的當下，人們竭盡所能爲自己謀求利益，凡事都用功利的眼光看待，“這件事對我是否有利”成爲最常浮現人們心頭的問題。祭祖一不會升官而不會發財，也難怪母親會回答“沒什麼用”了。在這兩個大環境的影響下，許多人都忘記了，精神生活不是能用功利的標準來衡量的。

清明祭祖，是一個緬懷先人的契機，而我更願意將它理解爲一種“信仰”。我們中的大多數沒有宗教信仰，我們相信的只有“祖宗”。當我們點上香火蠟燭時，當我們虔誠跪拜時，我們相信祖宗能聽見我們內心的祈禱；當我們碰到人生重大轉折時，口中常唸叨着“祖宗保佑”，我們相信會得到祖宗的庇佑。人總該相信些什麼，而這種“信仰”給我們帶來的精神力量和它自身的精神價值，不是簡單粗暴的“有用”與“沒用”能衡量的，它是文化的組成部分。而文化的價值也正是在於文化給人帶來的精神力量。曾有一段時間，我們認爲傳統文化陳腐無用、封建落後，於是以“破四舊”爲由將它們棄若敝履、毀滅殆盡。幾十年後，我們才幡然醒悟：對待傳統文化只要有推陳出新、古爲今用的態度，傳統文化一樣適用於當下。傳統儒學中的“君舟民水”思想、法家“依法治國”主張、道家“道法自然”思想依然具有現實意義。

就閱讀而言，爲追求語文高分，大多數同齡人更願意將經典作品“肢解”爲一篇篇閱讀題，而不是閱讀原著。他們的理由是“讀原著對考試又沒什麼用”。三毛說：“讀書多了，容顏自然改變。”很多時候，自己會以爲很多看過的書都成爲過眼雲煙，其實它們仍是存在的，在氣質裏，在談吐上，在無涯的胸襟中，也顯露在生活和文字中。一本好書，帶給讀者的不是直接的經濟收益，而是精神上的享受與力量。通過閱讀，通過其中的感情共鳴，我們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，收穫作品傳達的精神鼓舞，增長見識開拓胸懷。閱讀能改變我們的氣質，書籍是我們的精神食糧，這些都不是“對考試沒用”能夠否定的。

一個國家的人民，如果僅僅用功利的標準來衡量周圍的一切，必然帶來精神生活的貧瘠。電視上，各種娛樂節目層出不窮；書店裏，暢銷書架上擺的都是所謂“成功學”與膚淺的言情或玄幻小說……“娛樂至死”對文化產業的影響之惡劣可見一斑。就文化產業而言，我們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的應該是電影產業。好萊塢大片之所以能夠走向全球，不僅因爲它們精湛成熟的製作手段與俊美的演員，更因爲這些電影中蘊含的精神價值。《肖申克的救贖》體現理想與堅持的價值；《七宗罪》剖析人性的黑暗面；《泰坦尼克號》歌頌純潔的愛情；《後天》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……相比之下，中國電影多的是快餐式的喜劇片和商業片。與《1942》同期上映的是喜劇片《泰囧》，後者票房過10億，前者僅僅8000萬。票房並不完全體現電影質量，但這兩個懸殊的數字證明了大多數消費者的選擇標準是“這部片子能不能讓我快樂”而不是“這部電影的主題是否深刻”。消費對生產具有反作用，不改變功利的消費觀念，消費者的選擇就不會改變，電影乃至文化產業也沒有進步。

一個民族形成的條件有四個：居住在共同地域、構成統一的經濟體、使用共同的語言、具有心理認同感，而維繫一個民族的紐帶便是心理認同感。心理認同感來源於文化。如果僅用功利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五千年悠久文化，把那許許多多“無用”的精髓摒棄掉，不久之後文化的失落就會成爲必然，文明的傳承也會變成空話。彼時，哪裏還有繁榮昌盛的中華民族？又何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？